最高法副院长-咱们应该如何实用非法证据消除规矩

最高法副院长-咱们应该如何实用非法证据消除规矩

来源:鸿利0163 | 时间:2017-06-29
最高法副院长:我们应当如何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原题目:最高法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我们应当如何实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18世纪中期,针对刑讯逼供泛滥肆虐的司法情状,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大声疾呼,刑讯逼供是对人思维的肆虐,如果让苦楚成为真相的试金石,透过可怜者的筋骨和皮肉检修真相,必将导致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地步。跟着人权、法治意识的觉悟,人们在理性和知己启发下,逐步认识到刑讯逼供的野蛮性和迫害性,逐步认识到“人是目标,而不是手腕”。尔后,许多国家阅历了与刑讯逼供、野蛮司法做奋斗的辉煌过程,并终极走向保障人权、崇尚法治的发展途径。二战后,一系列国际人权文件陆续出台,人权、自在和尊严等价值理念深入人心,很多国家的宪法法律都将人权保障作为核心内容。在这种时期背景下,为保障基自己权,遏制刑讯逼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国际通行的法律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问世,是人类社会法治实践的重大创举,是古代司法文明理性的智慧结晶,标记着人类社会与刑讯逼供、蛮横司法的斗争夺得重大成功。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起步虽晚,但发展敏捷,影响伟大。改革开放后,基于对“文革”期间疏忽法律、侵犯人权等毛病做法的深刻反思,党和国家痛定思痛、拨乱反正,旗号鲜亮地反对刑讯逼供、禁止肉刑,坚决平反纠正一大量冤假错案,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1979年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逼、勾引、诈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为惩办和预防刑讯逼供行为,1979年刑法还专门规定了刑讯逼供罪。但在“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重口供、轻证据”等过错观念影响下,一个时代内,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现象依然屡禁不止,由此导致的冤假错案时有发生。2010年,依据中央改革安排,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体、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逝世刑案件审查断定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两个证据规定”),标志着我国正式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两个证据规定”在我国司法史上存在里程碑式的重粗心义,对遏制刑讯逼供、加强人权保障、保护司法公正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从最初确立到一直完善,固然只历经短短数年,只是司法改革历程中的一小步,但却像一根撬动地球的杠杆,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法治过程的逾越式发展,极大地彰显了中国现代司法的文明理性。

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人权事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始终强调加强人权保障和产权保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迫害,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健全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的法律制度。今年4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心全面深入改革引导小组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对于办理刑事案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划定》。该规定已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平安部、司法部结合向社会公然宣布实行。这项改革事关重大、意思不凡、影响深远,有助于加强国民人身权的司法保障,有助于深刻推进以审判为中央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有助于保障公正司法、进步司法公信力。人民干部对这项改革充斥等待,社会各界特殊是法学实践和实务界给予高度评估,以为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又一重大冲破。

如何准确懂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和功能,如何正确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有以下多少点思考和倡议:

第一,正确掌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价值。不同于个别的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承载着特别的历史使命,它既是一项法律制度,又是一项以保障人权为根本宗旨的政策性规则,其核心价值是加强公民人身权的司法保障。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安全需求,仅次于生理需求。简直是任何一个人,在保持性命存在的食品、空气、温度等得到根本满意、饥寒无忧后,安全需求就成为人的生命存续和发展最重要的需要,也是实现后续的爱与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等高档次需求的前提前提。在社会管理范畴,不同于人的生理需求,一旦个体的安全需求得不到保障,就会极易演化为一种群体的不安全感,因而,安全需求是影响人的善恶评判、影响社会安全感的构成、进而影响社会协调稳固的重要因素。我国事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央的发展理念,尊重和保障人权,最大水平地知足人民人民的安全需求,是国家义不容辞的义务。在2004年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正式载入宪法,在我国人权保障事业发展史上具备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无疑,与安全需求亲密相关的人身权是所有公民最基础的人权,也是受到宪法保护的一种相对权。人身权是公民可以享有并自由行使其他权利的载体,没有人身权,任何其他权利都无从谈起。因此,公民的人身权在我国宪法的权利体制中处于核心位置,是国家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任务和重中之重,111222大资本赌场。在从前的十余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宪法规定,我国人权保障法律体系日趋完善,人权保障事业蓬勃发展。但毋庸讳言,在社会生活中,来自各方面的不重视人权保障、不尊重人权、甚至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还时有发生。在公权力行使领域,公民人身权面临的最大威胁,莫过于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刑讯逼供在我国司法史上有着深沉的历史烙印,是我国现行法律严格制止的行为,它不仅严重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意志自由,也是导致司法不公和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刑讯逼供的实施者往往是肩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职责的执法司法人员,因此,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刑讯逼供行为对社会安全感的形成具有致命的破坏作用,对于良法善治的法治国家建设和安全中国建设具有致命的破坏作用。正由于如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重点解决好侵害群众权利的凸起问题,决不容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许可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须知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就有义务为人民群众发明一个安全、稳定、和谐、体面的社会环境,111222大资本赌场;须知我们坚持依法治国、健全完善人权保障的法律和司法制度,就有责任让人民群众享有免受无故侵犯权利的自由,真正让人民群众感想到制度带来的安全感和法律的公平正义;须知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有责任通过严格、公正、文明、规范的执法与司法,引领自由、同等、诚信、友善社会风气的形成。因此,我们应当深刻认识到,中央深改选审议通过严格排除非法证据的改革文件,是国家政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中央通过这个文件开释出赫然的政策和政治信号,充分显示出党和国家始终践行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肃穆许诺,充分显示出党和国家全面有序推进人权事业发展的信心和信念,充分显示出中国特点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内在优胜性。通过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法律制度,筑牢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律保护网,可以让人民群众失掉充分的安全感,有利于对法治社会造成稳定的预期,将人民群众的信心和凝集力转化为社会管理的宏大收益,将司法的正当性、公信力转化为政治的正当性和公信力,夯实治国理政的民心基础、道德基础、法律基础和政治基础,从而实现国家和社会的长治久安。

第二,深刻懂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治蕴含。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推进法治建设,深化司法改革,归根结底是为了实现公平正义。反思目前发现的冤假错案、司法不公,多少都存在打破法律制度规定,或者公开违反法定程序等情况。防患于未然,坚守公平正义底线,一靠制度,二靠程序。法治是制度之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靠制度来保障公平正义,在执法办案各个环节都设置隔离墙、通上高压电,谁违背制度就要给予最严厉的处罚。”实践表明,仅有宪法对保障人权的原则性规定,以及法律禁止刑讯逼供的普通性要求,既难以切实保障公民人身权,也难以有效遏制刑讯逼供。如何确保宪法法律有效实施,是我们必需正视并着力解决的制度困难。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实立,创设了有效的宪法法律实施机制,激活了宪法法律的人权保障条款,使形象的人权成为“不容侵犯的护身符”,使纸面的规定成为“带牙齿的法律”。通过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彻底否认和严厉制裁刑讯逼供等侵犯人权的非法取证行为,能够让办案人员深刻认识到,非法取得的证据非但没有法律效率,还可能因此遭到责任追究甚至刑事处罚。这种严厉的制裁制度充分体现了严格司法、守法必究原则,能够起到釜底抽薪式的治理效果,让胆敢以身试法的办案人员动辄得咎,进而从根本上打消刑讯逼供的幸运心理,突破“以供定案”的门路依附,使保障人权的宪法法律规定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法治也是程序之治。在法治国家,法律程序并非可有可无,实际上,恰是正当程序决议了理性的法治与任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差别。采取违反正当程序、侵犯基本人权的方式收集证据、惩罚犯罪,不仅不能实现正义,从整体和久远上看,还会导致更大的非正义。通过严格排除非法证据切实保障基本人权,严厉制裁程序违法,能够充分体现正当程序的内在要求,充分体现刑事诉讼法作为小宪法、人权法的法理精华。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执法司法行为规定正当程序边界,使执法司法活动始终在正当程序框架内运行,能够有效推动证据裁判、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公正、疑罪从无等法治原则的落实,为严格公正司法提供有力的程序保障,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平正义的法治目的。

第三,通过严格排除非法证据树立人道理性的执法司法观。“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刑讯逼供、体罚虐待,本质上是对人的物化、矮化,艰深地讲,就是不把人当人看。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这种非人道、反理性的执法司法观,是封建独裁司法的遗毒,111222大资本赌场,是刑讯逼供景象屡禁不止的根本起因。对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而言,执法司法观的转变是最根本的转变,也是难度最大的转变。执法司法者执掌国家权力,要充分认识到,执法犯罪、刑讯逼供,是对公民人身权最严峻的侵占,是对宪法法律制度最重大的损坏,由此导致的冤假错案是最严峻的不公正。要充分认识到,宪法法律是应该被信奉的执法原则,公平正义是应当被坚守的司法底线,要学会换位思考,树立穷凶极恶的人道情怀、客观公正的司法理性、慎权慎刑的法治精力。要充分认识到,刑事司法的目的不是基于对犯罪分子的虐待和报复,而是在正当程序框架内依法查明真相,确保有罪的人接收公正的审判、受到公正的惩罚,无罪的人不受刑事查究,最终实现看得见的正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始终坚持苏醒的脑筋,坚持辩证法、两点论,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不能走极其、陷入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坚决防止一强调惩罚犯罪就忘却和抛弃人权保障的原则,一强调加强人权保障就放松惩罚犯罪的司法使命和责任担当。须要指出的是,党和国度强调加能人权司法保障,落实非法证据排除、疑罪从无、程序公正等法律准则和制度,决不是为了左袒被告人,更不是为了放荡犯罪,而是要求我们在合法程序范畴内,以文化、感性的方式追诉犯罪,这是有效遏制刑讯逼供、防范冤假错案的必定要求,决不能简略地、片面地将人权保障和放肆犯法画等号。须知一旦疏忽人权保障,放任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就会极易导致无辜者被不打自招,这样的冤假错案在古今中外举不胜举。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法院已依法改正34件重大冤错案件。最高国民法院院长周强同道指出,冤错案件的发生,让正义蒙羞,教训非常深入。我们要坚定引认为戒,坚决守住避免冤假错案底线,不能让司法悲剧重复重演。即使是穷凶极恶、十恶不赦的罪犯,未经依法公正审讯也不得认定其有罪和判处刑罚,更不能动辄应用严刑和其余残暴、不人性和有辱人格的处分。近年来的实际充足证实,通过严厉履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助于领导和督促办案机关从根本上转变千百年来“笔供至上”的传统观点,建立人情理性的执法司法观,遵守法律任务和职业操守,把对宪法法律的尊敬和司法程序的敬畏转化为以人权保障为中心的思维方法和行动模式,在办案进程中坚持讲法律、讲程序、讲证据、讲人权。在此基本上,办案机关保持依法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器重什物证据和迷信证据的审查与应用,从而实现办案模式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基本改变,确保侦察、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测验,切实有效地预防了新的冤假错案的产生。同时咱们要充分意识到,严格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矩,推动以审判为核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造,也是对办案人员的最大维护跟关爱。推进相干改革,可能会对执法司法工作带来一些不便,在个别案件上甚至影响查明本相,但消除非法证据,保卫程序公平,既是法治的内在请求,是防备冤假错案的轨制保障,也是防止执法司法运动受到质疑的主要制度机制,更是办案职员公道躲避执法司法危险、增强自我掩护的有效道路。

第四,通过严格排除非法证据健全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在国家人权保障的制度系统中,以权利制约、权利救济为主旨的司法保障制度是最后一道屏障,也是至关重要的最后一道防线。无接济,则无权力。司法权在实质上是一种救济性权力。假如被告人遭到刑讯逼供、非法取证,却无奈取得法律救济,甚至投诉无门,就很难尊敬、信赖司法,也很难息诉服判、认罪服法。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程序框架内解决法律争议,为人身权受到不当侵略的被告人供给法律救援,通过合法证据认定案件事实,通过公正程序依法处分犯罪,可能让被告人亲身领会到司法的公正性和威望性,确保案件获得良好的法律后果和社会效果,让人民大众切实感触到司法程序带来的保险感和公正感。人民法院要敢于担负,坚持依法独破审判原则,坚遵法律的正当程序,严格审查、依法排除非法证据,让非法证据在法庭上不容身之地,使法庭成为以看得见的方式保障司法公正、实现公正正义的“殿堂”。一是要充分保障被告人不被逼迫自证其罪和接受公正审判等基本权利。对采用殴打、违法使用戒具等暴力方法或者变相肉刑的恶劣手段,采用以暴力或者严重伤害本人及其近支属合法权益等进行要挟的办法,采用非法拘禁等非法限度人身自由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以及采用刑讯逼供方式取得的反复性供述,应当一律依法予以排除。收集人证、书证不合乎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又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说明的,对有关证据也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二是要畅通被告人追求权利救济的司法渠道。要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功能作用,只有被告方在休庭审理条件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并按照法律规定提供相关线索或者资料的,人民法院就应当召开庭前会议,懂得情形、听取看法,有效解决非法证据排除申请难的问题。控辩双方在庭前会议中对证据合法性争议达成共鸣的,法庭能够予以认可;控辩双方没有达成共识,法庭对证据合法性存在疑难的,应当在庭审中进行考察。三是要完善庭审阶段被告人申请权利救济的司法程序。要坚持证据才能优先调查原则,控辩双方对证据合法性存在争议,法庭决定对证据合法性进行调查的,原则上应当先行当庭调查,充分保障控辩双方对证据合法性的举证、质证权。法庭对证据合法性进行调查后,原则上应当当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决定;在法庭作出是否排除有关证据的决定前,不得对有关证据宣读、质证,通过公开透明的庭审切实解决非法证据认定难、排除难等问题。要严格落实疑罪从无原则,排除非法证据后定罪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依法作出无罪裁决。

第五,通过严格排除非法证据推动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新格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项改革在整体司法体系改革中拥有“四梁八柱”性质的基础支持地位。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充分发挥审判特别是庭审的作用,是确保案件处理质量和司法公正的重要环节。”在推进这项改革进程中,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像是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具有十分重要的牵引作用。目前,社会各界对非法证据排除、防范冤假错案已经达成高度共识,要捉住这一难得的历史契机,以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抓手,推动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按照裁判的要乞降尺度收集、审查和运用证据,建立健全冤假错案有效防范、及时纠正机制,积极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新格式。一是要完善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源头防备机制。要通过严格排除非法证据,促使办案机关严格依照有关规定在规范的讯问场合讯问犯罪嫌疑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对讯问过程同步录音录像,严格规范看管所提讯登记、收押体检等机制。同时要摸索建立更加卓有成效的程序隔离和权利保障机制,最大限度地紧缩刑讯逼供、非法取证的制度空间,最大限度地减少和避免要害证据没有依法收集的情形,从源头上确保案件品质和司法公正。二是要完善审前途序的审查监督机制。要充分施展侦查机关同一审核、统一出口机制的内部审查把关功效,在侦查终结前及时发明、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在排除非法证据后要及时调换侦查人员依法标准取证。要充散发挥检察机关对侦查取证的法律监视职能,踊跃推进树立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询问合法性核查制度,督促侦查机关及时排除非法证据;在审查拘捕、审查起诉环节看重对证据正当性的审查,依法处置犯罪嫌疑人提出的证据合法性异议,防止非法证据进入法庭审判程序。三是要完美辩解职能的法律保障机制。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波及庞杂的法律适用问题,没有辩护律师的有效参加,实施效果将会大打折扣。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但没有律师辅助的案件,原则上要提供法律支援,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的职能作用,依法保障辩护律师会面、阅卷、收集证据和提问、质证、争辩辩护等权利,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落地生根创造必要条件。四是要完善人民法院的程序制约机制。对于被告方在开庭前申请排除非法证据,人民法院召开庭前会议后,发现重要指控证据长短法证据,排除非法证据后显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可以提议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明确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各自诉讼阶段对非法证据的审查方式和排除职责,从侦查、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辩护、审判等各个环节明白排除非法证据的标准和程序,有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避免执法司法的随便性,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抓源头、重制约、守底线,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实践中出发点错、随着错、错到底的问题,有效防范冤假错案发生,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本文作者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学、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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